何以为教:儒释道“三教”在南北朝时期的确立

2018-12-06   阅读:161

  2018年9月15日,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举办了“何以为教:儒、释、道‘三教’在南北朝时期的确立及互动”工作坊,来自大学哲学系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教研究所、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教学理论研究所、四川大学与教文化研究所、复旦大学历史系的10位学者在工作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交流。

  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举办了“何以为教:儒、释、道‘三教’在南北朝时期的确立及互动”工作坊 摄影:倪天勇

  “三教”之说古已有之,主要指先王“忠”、“敬”、“文”三种。到了南北朝,“三教”逐渐成为儒、释、道的代名词。海外学者一般认为,最早提到“三教”这个术语的人是六世纪的李士謙:“佛日也,道月也,儒五星也。”学术界关于三教这一术语的产生年代,一般采用任继愈先生的观点,即认为三教这个术语产生于北周,流行于唐。任先生的观点,基本沿袭于陈寅恪先生:“南北朝时,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。至李唐之世,遂成固定之制度。如国家有庆典,则召三教之学士,讲论于殿庭,是其一例。故自晋至今,言中国之思想,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。此虽通俗之谈,然稽之旧史之事实,验以今世之人情,则是三教之说,要为不易之论。”三教是否能够确立,魏晋南北朝屡有争议。自汉末化风行,至刘宋时期的《三天内解经》尚认为无为大道、清约大道、佛道(佛教)是的三个支派,分别适用于中原、楚越、西域地区。而佛教自东晋勃兴以来,逐渐对化深恶痛绝,乃至于北周道安著《二教论》,认为儒教、佛教是“教”,而不是“教”,只有“二教”而无“三教”。北魏、北周两次大规模灭佛,也都与者力图将儒、释、道统合为一种有密切关系。

  近年来,何时产生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。以“三洞”结构为代表的“经教”诞生于刘宋时期,是一些日本学者,以及部分中国研究者的看法。甚至有日本学者提出“研究的新范式”,即认为“”是儒、释、道“三教”之一的,中国应该放到儒释道三教之中去理解,作为三教之一的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,的主流。南北朝以来,从宫廷到民间,三教论衡之风大盛,留下了《弘明集》、《广弘明集》、《集古今佛道论衡》等大量汇编性资料。可以说,从文献资料到问题意识,南北朝时期的“三教”都是值得我们学界深入反思的问题。

  在工作坊第一场论文发表中,大学张广保教授认为:在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,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,而由此引发的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、释、道三教论争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及整体格局。而就思想层面看,此一时期的三教论争主要表现为佛教与、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论。通过争论与佛教互相吸收,呈现一种互融互摄的景象。佛教对无论是从、教仪,还是典、教团等方面,都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,这对逐步成熟是大有益处的。而也为佛教从印度顺利移植至中国,并逐渐适应中国社会土壤,形成中国化的佛教,提供了多方面的助缘。

  社科院王皓月副研究员进而提出,可以把的成立与“三教”的成立联系起来看,并介绍了日本学者小林正美的观点,作为“三教”之一的,成立于南朝刘宋时期。王皓月副研究员认为早期“五斗米道”等“某某道”的称呼,都指的是道法、道术,而非现在一般理解的教团。这些某某道,在刘宋初年被试图统一为“正一盟威之道”,随即在“佛教”等外部刺激下,又改称“教”。 我们常说“神道设教”,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“设教”(以神道设教)。教有、言教的意思。有()、有经典是“教”成立的重要条件。儒教有“五经”,佛教有“十二部经”,有“三十六部尊经”,故而三教由此成立。在讨论环节中,中国人民大学松副教授强调了“政教”在三教成立中的作用;各位学者也都认为在三教概念成立之初,是不是帝王或追溯到帝王,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,例如张广保教授提出,北周道安《二教论》只承认儒教和佛教,不承认,重要理由就是的不是帝王,没有资格制礼作乐,垂范后世。孔子是素王,有德无位,儒教的必须是三皇五帝;本身是太子,而且北朝强调了“当今国主即是”;到唐代被正式封为玄元,从而在中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  工作坊第二场发表,中国人民大学松副教授讨论了化胡的问题。汉末以来逐渐流行的不断变化为历代帝王师的传说,受到本生故事的影响。而当时浮屠与佛,被很多中国人误为两,在化胡的传说中,或其,先后化为浮屠、佛,成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胡王的帝王师。浮屠生于罽宾,千年之后佛生于天竺。佛出生时有瑞像产生,汉明帝梦金人;汉明梦佛后又衍生出永平求法的传说。而后佛演绎出求法后佛道二教等情节,并谓角力失败,刘、吕出家为僧;道进而亦接受此说而刘、吕致使佛教在中土流行,谬种流传,故力谏北魏太武帝灭佛,去后汉荒君虚妄,复羲农之治。太平真君七年北魏太武帝灭佛诏书中提出西域本无佛教,佛教乃前世汉人刘元真、吕伯强,道听涂说,附会老庄而成。这一说法恐亦出自化,诏书中所言刘、吕二人,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,而是指当时传说东汉永平求法后佛道二教角力,一方失利后出家的“司空阳城侯刘峻”与“四岳诸山吕惠通”。

  大学王颂教授讨论了东晋名僧支道林对庄子学的继承和扬弃。他在前人研究基础上,探讨了何为支遁有关庄子的新解。他指出,支遁的思想对郭象有诸多继承,但也有根本不同,其庄学阐释和即色的般若学说,完全不同于郭象的独化说,回归了道体说。他还认为,支遁逍遥义与即色义中所体现的老庄学说,并非所谓格义的产物,也就是说,并非仅仅是借助老庄来诠释佛理,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将二者打造成了水乳不分的整体。为此,他进一步探讨了有关格义的一些新看法,指出在东晋时期“格义”可能并非一个专门术语,在一些文献中出现的“格义”一词就是滞文格义之意,并非误读,将格义界定为方法是现代学者的建构。王颂教授关于“格义”的新看法,引发了热烈的讨论,大家比较倾向于认为“格义”作为一种用本土思想理解外来教义的方法是实际存在的,但是否当时形成一个叫“格义”的专有名词,被社会普遍接受,确实可以再讨论。此外,松副教授认为,支道林对逍、遥的理解,确实可以从色、心两个角度去探讨,但也可以从大乘不受外物所累,以及佛,这两个角度去探析。

  工作坊第三场发表,四川大学于国庆副教授从道派间相互认同的关系来谈作为一个“教”的统一性问题。于国庆副教授选取的切入点,是南北朝各道派都比较认可和在教仪式中普遍流行的“盟信”。两晋南北朝时期,各道派较为普遍地认为,科法中的盟信之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,认为只有经过盟信之环节后,后面的授受、依科施法方才有保障。于国庆副教授梳理了“以物盟信、以信效心”思想的多重内涵,而后考察了“以物盟信”出现的科景和盟信之物的材质、物象、数量和等等,并以此为基础,分析了“以物盟信、以信效心”思想所展现出来的科法和理论特色。在讨论过程中,王皓月副研究员强调在我们的研究中不应该把今人一个实体化的“”理解到古代。松副教授认为盟信可能是对稍早前中“明师”收徒时各种的一种“标准化”。

  中国人民大学姜守诚教授,以《魏书·寇谦之传》为中心,探讨了六朝史料的真实性问题。在中国史上,寇谦之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。在其求仙学真的道上,成公兴扮演了重要角色,他引导寇谦之做出入山隐修的正确选择,并在山居期间对其指点迷径、保驾护航,从而演绎了一段互为师徒的佳话。有关成公兴的记载,各类历史文献及道书经籍中的描述不尽相同,故而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和身份特征。从这些描述中,我们可以勾勒出成公兴的人物形象,从原本真实的“游遁大儒”到后来虚构的“谪降”的演变过程,藉此反映出造作者的教、社会背景、写作目的和心理动机。复旦大学仇鹿鸣教授认为《魏书》的史料来源相对简单,《寇谦之传》的史源应该是寇谦之的行状之类的材料,很可能来自寇谦之本人的,而非史书编写者的造作。

  工作坊第四场发表,大学杨浩助理教授探讨了皇侃《论语义疏》三教交涉。《论语义疏》是从日本回传的文献,但四库全书馆臣进行了不少删改,从初《儒藏》本开始,国内学界才能比较方便地看到《论语义疏》的全貌。《论语义疏》虽题为皇侃所撰,但其中不仅收录有《论语集解》全文,而且还广采梁代之前数十家对《论语》的解释。魏晋以来,玄风大畅,以王弼、郭象为代表,纷纷援道入儒,形成新的思想风气。《皇疏》所引多家亦多袭染玄风,皇侃身在佛教流行的梁代,根据学者们的研究,《皇疏》在体例与语词等方面受到佛教的一定影响。与会学者就《论语义疏》中用至人(佛)无梦来解释孔子不再梦周公,以及性情等问题展开了讨论。

  大学程乐松教授发表的题目是《教外之信——“”话语的形成》,程乐松教授认为在南北朝时期,在儒释道三教之前还有规模庞大的“”,三教常常以“”的方式来构建自身正统性,在运行、教理教义、伦理等方面判别“”,构建一种“秩序”。我们在讨论三教的时候,不应该忘记在三教之外的这部分内容。仇鹿鸣副教授等学者认为“”这个概念过于现代化,如果使用“淫祠”可能会更好。

  复旦大学仇鹿鸣教授认为唐中期前的思想史常被称为“平庸的盛世”,而在他看来唐中前期的思想史是直接继承南北朝后期的,但在缺乏材料的情况下如何书写唐中前期思想史呢?仇鹿鸣副教授试图从当时人的“行动”来探析思想。即对安史之乱后对与投降者普遍同情,对于“贰臣”的官员被普遍反感的这一事实,说明严格而的君臣伦理规范还没有深入(要等到安史之乱后三十到五十年),唐中前期士大夫秉承的还是南北朝中后期世族的忠孝观念,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延续性。在讨论过程中,张广保老师认为即便从本身看,“经部”中还是有大量材料的,不能说唐中前期没有可供研究的思想史材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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