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懿的果子?从三国到西晋的迭代说起 北晚新

2019-01-11   阅读:185

  《大军师懿之军师联盟》一剧近期热播,让与司马懿有关的人物与故事成为聚焦的热点。

  此前,不论是作为文学形象还是历史人物形象,司马懿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尴尬状态。说他不热门,大概要归咎于他在主流叙述中“登场”太晚,在文学里的三国故事的时间轴上,他在群雄逐鹿和鏖战中原的故事里基本没有存在感。司马懿的“高光时刻”在于和诸葛亮的斗智斗勇阶段,而在诸葛亮死后,便进入了三国故事里相对“不那么好看”的尾声阶段,不少人把司马懿当做三国故事的收尾人物,大致与这些因素有关。

  吊诡的是,三国故事(包括小说、评书和戏剧)的重心却不是三国时期,而是三国前的东汉末年,罗贯中原著大篇幅的笔墨,实际上集中在建安年间的与军事纷争,至于真正的三国时期,恰恰以浓缩的笔法来叙述。如此一来,本来在三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司马懿,经小说家笔法的压缩,也变得似乎没那么重要了。

  不过,这并不能归咎于历代三国故事的叙述者,从谋略上看,司马懿自然有可圈可点之处,故而,在厚黑学的江湖上,司马懿自有其独到的地位,但在主导的忠义文化观念的下,司马懿和司马家族在国史上的形象,大多时候是负面的。

  尽管直到司马炎才真正一统三国,终结,但历代文人学者普遍认为,司马懿是三国终局大势的实际开创者,如同曹魏代汉,首功在于曹操而非曹丕,经由司马懿、司马昭、司马炎三代接续才从曹魏手中得到皇权,首功则在于司马懿。但是,司马懿形象负面化,其秘密恰恰隐藏在这个看似漫长平静实则紧张剧烈的博弈中。

  得国不正,是历代诟病司马氏的首要因素。历代帝王取得天下,非正常方式无非靠以下几种情况:禅让、农民起义、军事和宫廷斗争。典籍里的远古禅让之道,还没经由信史验证,此处暂且不表。刘邦、朱元璋往往被视为古代皇朝中得国最正者,正在于其从平民崛起(朱元璋连平民都不算,是彻底的底层赤贫),凭借实力终结,可谓。宫廷是历代最不齿的得国手段,它既与平民百姓的无关,手法也不够,纯粹是者内部的游戏。可惜的是,司马氏得天下,靠的正是内部宫廷斗争和外部军事的手段。

  《晋书》有记载:“明帝时,王导侍坐。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,导乃陈帝创业之始,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。明帝以面覆床曰:若如公言,晋祚复安得长远!”由此可见,司马氏篡权手段之阴狠,连自己的后代都感到羞耻。当然,任何古人言行都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去看,晋明帝偏安江南,想起昔日祖辈经略中原之事,常理是怀念曾经的荣光,进而激励困顿中的自己。不过,晋明帝此时的想法,恐怕更接近偏安川蜀的刘备集团,或者偏安江南的孙吴集团,对那些割据会有更强的代入感,这样的同理心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,新朝廷以开国祖先之事为耻,在历史上还是颇为罕见,更何况还对国祚绵延时间产生了怀疑。

  每个朝代都有自身性的来源。对性的质疑,从晋明帝的言论中已然呈现,其实,在此前和此后,有关司马氏得国不正的怀疑,始终未有中断。如果说司马懿和曹氏的斗争还是时明时暗、若隐若现的,司马昭弑君则彻底撕掉了。从秦灭六国算起,弑杀非之君进而篡权者,只有两例,上次是赵高杀嬴胡亥,但赵高无力掌控局势,直接导致了秦汉之际的。赵高的名声在历史上就不必说了,司马昭曹髦,了此前延续几百年的更替原则。即使是再激烈的斗争,不杀前朝之君,也是一个基本原则,此原则若破,则会失去天下士人的信任,新的性也会被质疑。

  那么,西晋开国后,又是何种景象呢?不看国家典章和勋贵朝臣的言论,单从当时一个级别不高的官员李密身上,大致也能捕捉到蛛丝马迹。人们熟知的李密所撰的《陈情表》,可谓恳切委婉,深情动人,但其中也有对司马炎的之辞,进而获取不赴召而养母的机会。李密称“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”,即使这般,也不过只点明了以孝,而没提“忠”字,而时人思想中忠孝本不可割裂,上至,下至草民,对新和新的认同,很大程度上也需要“移孝作忠”的思维观念。

  司马氏得国不正与西晋开国性的缺失,让“忠”这个维系古代社会秩序的重要元素,无法成为新的道统。司马氏忌惮自己篡权弑君的故事,再次在自己头上,就只好用锦衣玉食、香车宝马和美色佳人来满足群臣和勋贵的。既然没法占据的制高点,就只能用来集团了。

  正因此,西晋开国不久,不仅没有开国气象,反而尽显迹象。后人记忆里的西晋掌故,要么是奢侈,要么是悲怆怪诞,此前此后,也很少有统一的中央王朝,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,从上到下糜烂。晋武帝羊车恣性,晋惠帝不食肉糜,晋怀帝青衣行酒,晋愍帝,这是西晋四朝给后人留下的形象,更兼有王恺石崇斗富、贾南风乱政擅权、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旷古,直到只有51年国祚(如果从统一三国算起只有37年国祚)的西晋被匈奴人灭掉,中原涂炭,异族南下,国家进入的大。

  不言而喻,得国不正还不是最致命的,若新能开创一代盛世,并让繁花锦绣的时代绵延赓续,其性的缺失也能一点点被弥补。譬如李世民杀兄逼父,玄武门之变成为他终生心头难去的阴影,但因为有方,开创大唐漫长的国祚,仍是史上一代明君。但西晋从中枢就开始腐化,以至于让中原首次于蛮族之手,在古人来看,如此罪愆可谓遗毒深远。只是,古人不懂现代社会科学方,会将西晋的归罪于司马氏德行的缺乏,十六国中后赵开创者石勒也讥讽司马氏,“大丈夫行事,当磊磊落落,如日月皎然,终不能如司马仲达父子,欺他孤儿寡妇,狐媚以取天下也。”

  古事今读,自然不能单纯地将变动和时代裂变归咎于历史人物的品行,更何况,在当时的险境下,司马懿始终得不到曹氏族的信任,即使其后人不争,也难保司马家族平安。至于其中有多少狼子野心的因素,又有多少自保的成分,已经难以量化确知。于今看来,只能从制度变迁上推演其迭代里露出的。

  李世民在为《晋书》所撰史论中道,“虽登封之礼,让而不为,骄泰,因斯而起。见土地之广,谓万叶而无虞;睹天下之安,谓千年而永治。不知处广以思狭,则广可长广;居治而忘危,则治无常治。加之建立非所,委寄失才,志欲就于升平,行先迎于。”尽管这里面有他以史为鉴、为本朝论述道统的意味,但对西晋制度之凋敝的,仍是一针见血的。

  人才流动渠道的堵塞,以及集团内部的,让西晋开国就有之象。西晋产生了空前严重的门阀现象,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士族”,出身成为一个人能否晋级的根本因素,庞大帝国不能施行贤能,国家资源悉数由门阀掌控。西晋开国大搞分封,本意是为了巩固司马氏,却为后来八王之乱埋下伏笔。而在土地制度上,西晋实行占田制,给予了官僚士族占田、荫客、荫亲属等,让门阀贵族能更持久地控制土地资源和税收。国家制度上没能,只是满足了集团的,这比获取缺乏上的性危害更大。

  但是,也不必将门阀制度归因于司马氏一族,这个账更算不到司马懿头上。士族起源于两汉的地方豪族,演变为门阀制度是历史趋势,谋略相比历史的惯性,实在是太过渺小的力量。东汉时的王符在《潜夫论》中有言,“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,贡荐则必阀阅为前”。读书人在豪强面前唯有自保之力,时局变动之际,即使如王公勋贵,也如草芥般会随风摇摆。司马懿及其后人造就的新王朝,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变幻的瞬间,当门阀兴盛的时光散去后,历史只空留下跌宕与零落的印记,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便是对历史最深沉的脚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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